2012年8月27日 星期一
2012年5月16日 星期三
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论坛：死守“党的领导”，人民必将“革命”！——驳《人民日报》的政改谬论
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论坛：死守“党的领导”，人民必将“革命”！——驳《人民日报》的政改谬论: 死守“党的领导”， 人民必将“革命” ！ ——驳《人民日报》的政改谬论 《零八宪章》论坛 自从去年底，“改良”与“革命”的话题被“乌坎事件”引爆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便成为海内外各界人士所共同关注的热门议题。不仅张木...
2012年4月8日 星期日
清流浦：一切只为了太子登基
清流浦：一切只为了太子登基
王立军事件犹如一棵钻地弹引发了一波政治地震，这波重庆地震影响已经扩散到了北京，一时引起国内外对中国大陆政治局面前景的种种猜测。由于信息不透明，猜测头绪繁多。基本看法认为，是一场派系斗争，主要指胡的团派与江派（太子党和上海派）为争十八大常委位置发生冲突。但笔者认为，这些猜测基本方向错了。笔者的判断有四点： (博讯 boxun.com)
判断一，江派主导，江胡联手扳倒薄熙来。
大家都知道，薄某是江派大员，说江主导倒薄不合逻辑。为什么笔者如此判断呢？网上有过两次消息，一次是江投票赞成9人常委查扣王立军，另一次是江投票赞成调查薄熙来。笔者认为这不但不是空穴来风，而且，推动这两个议案者就有江派主帅江和曾。江为什么挥泪斩马谡，何况薄是嫡系大将？逻辑上似乎说不通，但仔细想想就会明白了。18大的主要领袖习近平和李克强经过江胡之间艰难的协调已经定局，这个格局江派不想动，胡派也不想动了，面对即将来临的18大新中常委人选，江与胡都只想多争取席位，不打算另起炉灶。然而，事与愿违，候选人中有匹黑马，他就是可以呼风唤雨的薄某。
薄是江的得力大员不假，但他是否能效忠于习，江曾就没有把握了。论政治活动能力，薄在政治局内首屈一指，习比不了他；论关系背景，不管在军界，还是政界、商界、文化界，薄也与习不相上下；论思想独立性和民间影响力，习更无法与薄某相比；何况薄某在重庆独树旗帜，有声有色地唱红了一边天，远非习李二人政绩平平可相及。江曾更最没有把握的是，薄某志向极高，手段无比，岂习能盖住。所以，如果18大常委中有了薄某，习要么就是华国锋第二，要么就是以薄与习为帅，常委二分天下。有没有可能江派干脆就让薄某为帅呢？不可能。一，因为胡派和各方元老不会同意；二来江曾对是否能控制住薄，自己也没有把握；三方面民间和各地主官因为重庆模式已闹的不可开交。所以，在薄某进常委这一点上，江曾比胡都寝食难安。如此，阻挡薄某入常委就成了江胡双方都在盘算的事。
事理虽然明了，但真要做起来却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胡派是不会首先提议的，因为，薄是江派大员；江曾亦很难开口，因为，斩马谡将引起江派内对江曾的看法，等于是自己先倒了军心；再看习，无论以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考虑，习更不会提及此事。那就只有两条路了，一条由薄某本人提出不进中常委，另一条江胡习三方联手剥夺薄某进山之路。笔者认为，在不得不致薄某于死地前，江曾是做了一些其它安排的，但都被薄某明里暗里拒绝了。因为，既使薄某被劝，或者有其它利益承诺，他自己想退出，但他的周围弟兄们、谋士们也不会赞成他退出入主中常委，何况他自己也雄心勃勃，似乎政法委交椅非他莫属。这样就将局势逼到了非对薄某下狠手的道路上来了。
江曾不得不首先向胡温提出了阻挡薄某入常委的动议。不要说，胡派很快就同意了，因为，这对习李挂帅的18大班子稳定有好处。习李二人当然也不会有异议。可悲的是，薄某并不懂得这个局，他还自以为自己是江派大员，后台可靠，9常委中6人都去过重庆，表示支持他。对18大中常委位置他始终表现的信心十足。他更不可能想到，江曾会成为推到他的始作俑者。
在如何挡住薄某入常之路上，胡江之间是达成协议的。也就是说，致薄某于政治废品是江胡共同认可的，但胡派、江派核心之外的人和习李二人就不一定知道这个决定了。为什么要将薄某置于政治死地呢？这是因为，除了将薄某置于死地，没有其它办法可以让他退出18大常委人选。王立军事件刚发生，就有传闻说，王掌握了薄某有另立中央的证据。薄某是否真有推翻习的计划不可知，但这个帽子是会被戴的，不然，江曾如何向本派内要员们解释斩马谡理由。薄不是真正有思想和智慧的人，他的启蒙程度还处于“文革”时期，但是凭他的政治基础、经历、家庭背景、社会活动圈、既得利益、和他对中国大势的了解，他都不可能重搞毛泽东文革。他与“乌有之乡”的关系是哥儿们情节加文革群众运动，拉一帮智力不高的人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他真有点智慧，也就不会逆几亿人反对文革，反对毛的政治、经济体制，要求民主的大潮流背景下，大搞形式上的极左。
不管江曾、胡温一开始准备如何处置薄某，现在事件发展已经到了不拉下脸皮无法结束事态的程度。有些人放风说，薄某会软着落。那只能是周这个层次的薄某同道人放出的愿望。从薄被罢官一刻起，薄的政治命运被江胡枪毙就已经定局了。这样判断依据何在？王立军和黄奇帆这样的脚儿都是很懂顺杆爬要诀的党客。网上数次有透风说，他们都揭发薄某有反对习的计划和动机。他们为什么要把薄某与反习联系起来？笔者认为，他们在受审查时感到了审查人员需要这方面材料。被审查者为保自己而迎合审查者在共产党政治中司空见惯，成千上万冤假错案都是这样出来的。如果审查方没有如此引导，他们何须朝这个方向爬。现在薄某必须倒，并且必须彻底倒，否则事件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废薄保习，一切只为了太子登基。
判断二，清薄还将扩大范围。
其实以上面的推断已经可以知道第二个判断了。清薄的范围将扩大到所有能帮助薄某东山再起的人，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薄东山再起。这主要包括军、政、警和舆论界。比如，掌握警权的周是否属于这样的人？应该是。那么，可以肯定在周退下后，接周班的人，一定不是周的班底。军队、政界中薄某的好朋友都会受到如此待遇。
判断三，习必然还会受到挑战。
倒薄是为了保习。薄倒了，习李中央就能够太平无事吗？薄是政治局内有活动能力，有政治和军界背景的人，但他并不是中国和共产党内能力最强的人。薄某成为第一个被清除的新政治局要员，不是因为薄某能力太强，而是因为习太子太矮。习在现今中国政坛上实在低人太多了。在政绩上，在思想水平上，在个人能力和能量上高于习的人何止一个薄某。习得到这个领袖位置不是通过自己的政绩被共产党员们和共产党干部选上来的，至今人们甚至摆不出他的突出政治实绩，看不到他的理国思路，不知他有哪些令人振奋的思想；他给人们总的印象还算忠厚，少歪门邪道，和气四方，八面玲珑，但党八股风格严重。以他在人们面前展示的水准，不要说比他的两任平庸前辈更低，就是比起华国锋来，他的睿智也还差一节。正是这个矮的特点，使薄某等同辈人看不起他，同时也使江、曾为之担心。可见，薄某的狂妄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习自身没有权威，太矮。
为什么中国国家领袖一多半庸庸碌碌，思想眼光肤浅，整人有手腕，治国无良方？这与毛选择林彪和华国锋，邓小平选来选去选了江李一样，是个老人误国的问题。难道在中国，或者在共产党内就没有比华、江、胡更合适的领袖人选了吗？不对。胡耀邦和赵紫阳被八个元老颠覆说明，在婆婆选媳妇，元老选太子体制下，有作为、有能力、有威信的杰出人材是无法居于领袖位子的。特别当元老本身就是一些庸碌之人时，选接班人必然以“顺从老人”为标准，那些有自己思想的精英一定被元老们踩下去。远的不说，从清末慈禧废立囚禁光绪，到毛泽东老眼昏花选接班人；从蒋介石传位儿子蒋经国，到邓小平二废胡赵，另立江李。老人操纵后世国家领导人的问题，一直是阻碍中国优秀领导人从政的重大政治障碍。这个老选少的所谓“选接班人”体制不改变，中国领袖政治矮人庸人现象就不可能结束。
从“四世同堂”家庭模式退出中国起，老太爷当家的政治模式就注定应该退出中国了。之所以延续到现在，是因为真正的政治平等思想在所谓的中国政治精英层中还未确立，家庭中的尊老与政治上的平等没有分开。从中国政治领袖高素质化和国家前途说，习应该受到挑战，前届领导者选择和决定后届接班人的制度应该废除。这是一个世界大趋势，各国都在选优秀，如果中国领袖素质一直矮人三分，中国领袖何以面对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薄某挑战中常委是一种历史现象，不仅仅是薄某个人性格问题。
判断四，习极有可能是个专制者。
这是一个理论推导结论，目前还不是事实。习本人性情平和，其家庭教育和从政经历中也没有暴力等专制记录（限于已有资料），目前思想上也不像薄某那样不择手段。按常人判断他不会是个专制者，不过，他已经成了主要领袖，不再是普通人，他的选择不可能再由自己的性情控制，他的决定也不可能由他的想法做主，然而，所有的国家暴行，共产党暴行都将记载于他的帐上。所以，预言习极可能是专制者，主要根据是共产党领导层的权贵性质，和这些权贵企图占有国家，并与大部分民众的对立态度。胡和温是有屠夫个性的人吗？如果在法制国家，他们不会成专制者，但现在他们是专制者，学不会专制都不行。上了贼船，非盗亦盗，何况身为首领。
从首领的角度说，作为领袖的那个人极需要权威。领袖权威是使民众和官吏信奉的心理力量，也是领袖们在政治上立身的根本。一般他们的权威可以来自四个方面，首先是自己的政治和思想才华；其二没有正面政治才华，就要有压制反对者的政治手段；其三如果他前两个都没有，就需要依靠某个背景力量来支持自己，如借政治元老的光辉，或者靠国外力量，或者由一些资本势力和军队支撑；其四，所有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要借敌对方的攻击来树一时的威信了。上面已经说了，习本人在个人政绩、政见上都没有建树，尽管已经干了几年中常委，但个人威信依然没有竖立起来。他能够借前辈领导人的光辉来照亮自己吗？可惜，他的前任自己都暗无光泽，那么，他如何能借光建立权威。相信当有人挑战他的时候，他只有使用封建帝王的专制压制手段，否则，只能被挑战者逼下台，做华国锋第二。
当然，习也不是全无选择，如果他忽然显示出戈尔巴乔夫，或者蒋经国的魄力，也可能会令天下人刮目相看。可是，现在人们看不到一点迹象。希望从薄某事件能看出一点习同胡赵的影子。
都什么时代了，那些毛泽东式的新元老还把国家领袖的位子当成自己家族私有资产，想让谁继承就给谁继承；想整谁，玩点小花招，找顶帽子就可以扣到谁头上，以为天下人看不出来。
习太子，戴着这顶老太爷们给予的接班瓜皮帽不觉得难看嘛。输赢自己争口气，靠迂腐的长辈剪除异己，终非登基金銮殿，可以高枕无忧。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王立军事件犹如一棵钻地弹引发了一波政治地震，这波重庆地震影响已经扩散到了北京，一时引起国内外对中国大陆政治局面前景的种种猜测。由于信息不透明，猜测头绪繁多。基本看法认为，是一场派系斗争，主要指胡的团派与江派（太子党和上海派）为争十八大常委位置发生冲突。但笔者认为，这些猜测基本方向错了。笔者的判断有四点： (博讯 boxun.com)
判断一，江派主导，江胡联手扳倒薄熙来。
大家都知道，薄某是江派大员，说江主导倒薄不合逻辑。为什么笔者如此判断呢？网上有过两次消息，一次是江投票赞成9人常委查扣王立军，另一次是江投票赞成调查薄熙来。笔者认为这不但不是空穴来风，而且，推动这两个议案者就有江派主帅江和曾。江为什么挥泪斩马谡，何况薄是嫡系大将？逻辑上似乎说不通，但仔细想想就会明白了。18大的主要领袖习近平和李克强经过江胡之间艰难的协调已经定局，这个格局江派不想动，胡派也不想动了，面对即将来临的18大新中常委人选，江与胡都只想多争取席位，不打算另起炉灶。然而，事与愿违，候选人中有匹黑马，他就是可以呼风唤雨的薄某。
薄是江的得力大员不假，但他是否能效忠于习，江曾就没有把握了。论政治活动能力，薄在政治局内首屈一指，习比不了他；论关系背景，不管在军界，还是政界、商界、文化界，薄也与习不相上下；论思想独立性和民间影响力，习更无法与薄某相比；何况薄某在重庆独树旗帜，有声有色地唱红了一边天，远非习李二人政绩平平可相及。江曾更最没有把握的是，薄某志向极高，手段无比，岂习能盖住。所以，如果18大常委中有了薄某，习要么就是华国锋第二，要么就是以薄与习为帅，常委二分天下。有没有可能江派干脆就让薄某为帅呢？不可能。一，因为胡派和各方元老不会同意；二来江曾对是否能控制住薄，自己也没有把握；三方面民间和各地主官因为重庆模式已闹的不可开交。所以，在薄某进常委这一点上，江曾比胡都寝食难安。如此，阻挡薄某入常委就成了江胡双方都在盘算的事。
事理虽然明了，但真要做起来却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胡派是不会首先提议的，因为，薄是江派大员；江曾亦很难开口，因为，斩马谡将引起江派内对江曾的看法，等于是自己先倒了军心；再看习，无论以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考虑，习更不会提及此事。那就只有两条路了，一条由薄某本人提出不进中常委，另一条江胡习三方联手剥夺薄某进山之路。笔者认为，在不得不致薄某于死地前，江曾是做了一些其它安排的，但都被薄某明里暗里拒绝了。因为，既使薄某被劝，或者有其它利益承诺，他自己想退出，但他的周围弟兄们、谋士们也不会赞成他退出入主中常委，何况他自己也雄心勃勃，似乎政法委交椅非他莫属。这样就将局势逼到了非对薄某下狠手的道路上来了。
江曾不得不首先向胡温提出了阻挡薄某入常委的动议。不要说，胡派很快就同意了，因为，这对习李挂帅的18大班子稳定有好处。习李二人当然也不会有异议。可悲的是，薄某并不懂得这个局，他还自以为自己是江派大员，后台可靠，9常委中6人都去过重庆，表示支持他。对18大中常委位置他始终表现的信心十足。他更不可能想到，江曾会成为推到他的始作俑者。
在如何挡住薄某入常之路上，胡江之间是达成协议的。也就是说，致薄某于政治废品是江胡共同认可的，但胡派、江派核心之外的人和习李二人就不一定知道这个决定了。为什么要将薄某置于政治死地呢？这是因为，除了将薄某置于死地，没有其它办法可以让他退出18大常委人选。王立军事件刚发生，就有传闻说，王掌握了薄某有另立中央的证据。薄某是否真有推翻习的计划不可知，但这个帽子是会被戴的，不然，江曾如何向本派内要员们解释斩马谡理由。薄不是真正有思想和智慧的人，他的启蒙程度还处于“文革”时期，但是凭他的政治基础、经历、家庭背景、社会活动圈、既得利益、和他对中国大势的了解，他都不可能重搞毛泽东文革。他与“乌有之乡”的关系是哥儿们情节加文革群众运动，拉一帮智力不高的人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他真有点智慧，也就不会逆几亿人反对文革，反对毛的政治、经济体制，要求民主的大潮流背景下，大搞形式上的极左。
不管江曾、胡温一开始准备如何处置薄某，现在事件发展已经到了不拉下脸皮无法结束事态的程度。有些人放风说，薄某会软着落。那只能是周这个层次的薄某同道人放出的愿望。从薄被罢官一刻起，薄的政治命运被江胡枪毙就已经定局了。这样判断依据何在？王立军和黄奇帆这样的脚儿都是很懂顺杆爬要诀的党客。网上数次有透风说，他们都揭发薄某有反对习的计划和动机。他们为什么要把薄某与反习联系起来？笔者认为，他们在受审查时感到了审查人员需要这方面材料。被审查者为保自己而迎合审查者在共产党政治中司空见惯，成千上万冤假错案都是这样出来的。如果审查方没有如此引导，他们何须朝这个方向爬。现在薄某必须倒，并且必须彻底倒，否则事件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废薄保习，一切只为了太子登基。
判断二，清薄还将扩大范围。
其实以上面的推断已经可以知道第二个判断了。清薄的范围将扩大到所有能帮助薄某东山再起的人，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薄东山再起。这主要包括军、政、警和舆论界。比如，掌握警权的周是否属于这样的人？应该是。那么，可以肯定在周退下后，接周班的人，一定不是周的班底。军队、政界中薄某的好朋友都会受到如此待遇。
判断三，习必然还会受到挑战。
倒薄是为了保习。薄倒了，习李中央就能够太平无事吗？薄是政治局内有活动能力，有政治和军界背景的人，但他并不是中国和共产党内能力最强的人。薄某成为第一个被清除的新政治局要员，不是因为薄某能力太强，而是因为习太子太矮。习在现今中国政坛上实在低人太多了。在政绩上，在思想水平上，在个人能力和能量上高于习的人何止一个薄某。习得到这个领袖位置不是通过自己的政绩被共产党员们和共产党干部选上来的，至今人们甚至摆不出他的突出政治实绩，看不到他的理国思路，不知他有哪些令人振奋的思想；他给人们总的印象还算忠厚，少歪门邪道，和气四方，八面玲珑，但党八股风格严重。以他在人们面前展示的水准，不要说比他的两任平庸前辈更低，就是比起华国锋来，他的睿智也还差一节。正是这个矮的特点，使薄某等同辈人看不起他，同时也使江、曾为之担心。可见，薄某的狂妄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习自身没有权威，太矮。
为什么中国国家领袖一多半庸庸碌碌，思想眼光肤浅，整人有手腕，治国无良方？这与毛选择林彪和华国锋，邓小平选来选去选了江李一样，是个老人误国的问题。难道在中国，或者在共产党内就没有比华、江、胡更合适的领袖人选了吗？不对。胡耀邦和赵紫阳被八个元老颠覆说明，在婆婆选媳妇，元老选太子体制下，有作为、有能力、有威信的杰出人材是无法居于领袖位子的。特别当元老本身就是一些庸碌之人时，选接班人必然以“顺从老人”为标准，那些有自己思想的精英一定被元老们踩下去。远的不说，从清末慈禧废立囚禁光绪，到毛泽东老眼昏花选接班人；从蒋介石传位儿子蒋经国，到邓小平二废胡赵，另立江李。老人操纵后世国家领导人的问题，一直是阻碍中国优秀领导人从政的重大政治障碍。这个老选少的所谓“选接班人”体制不改变，中国领袖政治矮人庸人现象就不可能结束。
从“四世同堂”家庭模式退出中国起，老太爷当家的政治模式就注定应该退出中国了。之所以延续到现在，是因为真正的政治平等思想在所谓的中国政治精英层中还未确立，家庭中的尊老与政治上的平等没有分开。从中国政治领袖高素质化和国家前途说，习应该受到挑战，前届领导者选择和决定后届接班人的制度应该废除。这是一个世界大趋势，各国都在选优秀，如果中国领袖素质一直矮人三分，中国领袖何以面对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薄某挑战中常委是一种历史现象，不仅仅是薄某个人性格问题。
判断四，习极有可能是个专制者。
这是一个理论推导结论，目前还不是事实。习本人性情平和，其家庭教育和从政经历中也没有暴力等专制记录（限于已有资料），目前思想上也不像薄某那样不择手段。按常人判断他不会是个专制者，不过，他已经成了主要领袖，不再是普通人，他的选择不可能再由自己的性情控制，他的决定也不可能由他的想法做主，然而，所有的国家暴行，共产党暴行都将记载于他的帐上。所以，预言习极可能是专制者，主要根据是共产党领导层的权贵性质，和这些权贵企图占有国家，并与大部分民众的对立态度。胡和温是有屠夫个性的人吗？如果在法制国家，他们不会成专制者，但现在他们是专制者，学不会专制都不行。上了贼船，非盗亦盗，何况身为首领。
从首领的角度说，作为领袖的那个人极需要权威。领袖权威是使民众和官吏信奉的心理力量，也是领袖们在政治上立身的根本。一般他们的权威可以来自四个方面，首先是自己的政治和思想才华；其二没有正面政治才华，就要有压制反对者的政治手段；其三如果他前两个都没有，就需要依靠某个背景力量来支持自己，如借政治元老的光辉，或者靠国外力量，或者由一些资本势力和军队支撑；其四，所有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要借敌对方的攻击来树一时的威信了。上面已经说了，习本人在个人政绩、政见上都没有建树，尽管已经干了几年中常委，但个人威信依然没有竖立起来。他能够借前辈领导人的光辉来照亮自己吗？可惜，他的前任自己都暗无光泽，那么，他如何能借光建立权威。相信当有人挑战他的时候，他只有使用封建帝王的专制压制手段，否则，只能被挑战者逼下台，做华国锋第二。
当然，习也不是全无选择，如果他忽然显示出戈尔巴乔夫，或者蒋经国的魄力，也可能会令天下人刮目相看。可是，现在人们看不到一点迹象。希望从薄某事件能看出一点习同胡赵的影子。
都什么时代了，那些毛泽东式的新元老还把国家领袖的位子当成自己家族私有资产，想让谁继承就给谁继承；想整谁，玩点小花招，找顶帽子就可以扣到谁头上，以为天下人看不出来。
习太子，戴着这顶老太爷们给予的接班瓜皮帽不觉得难看嘛。输赢自己争口气，靠迂腐的长辈剪除异己，终非登基金銮殿，可以高枕无忧。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1989年2月，方励之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该文英文版在美国的《纽约书评》杂志发表，中文版则在香港报刊上登载，并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报形式在北大张贴。
方励之
1989年，是中国的蛇年，它是不是一条富有诱惑力的蛇，难以预测。可以预测的是，这一年会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更多的审视，对现状的更多的思考。因为，1989年是社会主义中国成立的第四十年，同时它又是五四运动的七十年。这两个纪念日，可能正好象征着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岁月，是令人失望的。在五十年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像物理定律那样被人们接受。然而，看看今天的“新”中国，只能感到那时的虔诚被玩弄了，那时的热情被欺骗了。
诚然，四十年的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测量一个社会成功与失败的最基本的参考系是：它与世界上的发达社会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四十年，不但毛泽东时代是不成功的，就是改革以来的十年，也还没有足够的根据去唱颂歌。
四十年的不成功，不能委罪于，至少不能主要委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原来与中国具有相同起点、并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已走进、或正在走进发达的行列。
四十年的不成功，也不能单纯地归咎于中国的人口太多。事实上，人口过多本身就是几十年来的政绩之一。其次，谁都知道，阻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连年不断的大尺度的阶级斗争、大范围的政治迫害。难道，凡是一个人口多的社会就必定会发生那样的斗争和迫害吗？这显然是缺乏逻辑的论断。
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对主义的信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时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又重新流行，又重新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
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上开始的。应当肯定，改革十年来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相比，的确有不少变化，特别，开始重视经济，放弃输出革命的对外政策等等，都是进步。但是，从十年前镇压西单民主墙开始，就令人预感到，当局可能并不准备在政治体制方面做多少改革。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譬如，改革以来虽然也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是错误的。但同时又提出了四项基本政治原则。就内容而言，四项基本政治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正是三十年里指导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则。
又如，中国宪法上也包含有言论自由等人权条款，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完全接受联合国人权宣言。事实上，就连学术自由这种与政治关系很少的基本人权，也还常常受到侵犯。直到最近，大学里还发生一些自然科学演讲由于政治干预而被禁的事。
再之，中国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原则的摧残，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四十年前相比较，并无多大变化。今天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一样，它比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于专制的政体。所以，摧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还有，近几年，当局经常宣传要安定团结，特别是当社会中的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内战，却并没有用这个原则去处理。至今，至少在原则上仍然没有接受“放弃使用武力”，以求结束已历时四十二年的内战状态。
围绕着上述种种问题，社会里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1986年的学生游行把冲突公开化了。由于学生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的民主和自由。这就逼使当局在处治学生游行的影响时，采用了以下的两种理论：
一、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会接受民主政体。老百姓对民主没有兴趣，给了民主也不会用，没有民主的承受力等等。
二、经济发达并不一定要民主政体。专制政体可能对发展经济更有效，适合与中国的正是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自由。
采用这些说法回应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首先等价于公开承认现行的是专制政体，公开承认所谓“社会主义是人类最民主的社会”不过是一种欺骗。至此，马克思主义怎么还能维持它在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呢？
至于上述的第一种说法，可以简称为“民主守恒律”，即一个社会的民主含量是不变的，如果原来没有民主，它就不可能变得民主。显然，谁也没有证明过这种守恒律，因为它的反例太多了。这种说法拯救不了中国的专制，只能令人一笑。
第二种说法，确实好像有些事实根据，似乎有些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是取得了成功。然而，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列举例证，而是应当回答，维持中国目前的专制政体不改，它是不是就能走上自由经济的路？1988年的事态，进一步证明，答案多半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其他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不同，它似乎很难完全接受自由经济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专制政体，是与所谓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正统意识形态，原则上不与自由经济所必需的产权私有制相容。尽管1988年的强烈通货膨胀已经证明，只进行价格体制改革，不进行产权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当局所采取的对策反而是“利用政治优势”，就是又退到毛时代的“政治挂帅”的老路上去。
其次，中国的专制政体已经一再被证明是缺乏效能的。只要看一下共产党本身的腐败就够了。经过十年的整顿党风，其结果却是“不正之风”年年高，原来还只是党员领导以“不正”的手段多占住房，如今已是大规模的“官倒”了。至少没有理由再令人相信，这样的专制政体会有能力治理它自身滋长的腐败。至少就这一点说，也需要更有效的舆论监督，更独立的司法系统，即需要更多的民主。
中国的希望正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当局的盲目希望，开始意识到只有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监督立场，才是推促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最近，广州一家报纸的副主编明确地说，他办报的目的，不是当共产党的喉舌，而是要成为广州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喉舌。前不久，当局曾严厉地追查有关“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有户头”的消息。籍以压制广泛流传的对领导人的议论。然而，其结果反而是使得以下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公民有权评论领导人，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高级公职人员，也无权不受公民的监督。“不能犯上”的老观念，正在瓦解，民主的意识正在扩散。
随着民主意识的扩散，必定会形成对当局有越来越强的制衡力的集团。事实上，一些雏形已经出现。目前，各种行业各种社会阶层中的非官方活动，如联谊会、讨论会、俱乐部等等，都开始在起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集团的作用。民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已经对当局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的目的就是用非暴力的方法促进当局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改革。目前，议论得多的改革课题有以下几点：
一，保障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释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
二，实行自由经济体制，逐步实施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
三，发展教育。放弃愚民政策，推行与中国经济水平相称的、必要而且可能的基础教育。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多元化。
四，监督公职人员。利用公开化、透明化的方法铲除腐败。
五，结束内战状态，实现海峡和平。海峡两岸宣布互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从相互敌对变成相互和平竞争。
六，实行法治，修改宪法。取消一切以阶级斗争为原则以实行专制的内容，制定一部实现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中国的宪法。
中国的民主已走过很长的艰难的路，看来还将走相当长的艰难的路，也许要十年，也许要一代人，或更长。但是，无论如何，民主的趋势在中国已经形成，很难再完全逆转了。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恩赐的。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这也一定是今后几十年中的历史。正因此，我在被许多失望所困扰的今天，对未来仍然抱定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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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方励之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该文英文版在美国的《纽约书评》杂志发表，中文版则在香港报刊上登载，并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报形式在北大张贴。
方励之
1989年，是中国的蛇年，它是不是一条富有诱惑力的蛇，难以预测。可以预测的是，这一年会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更多的审视，对现状的更多的思考。因为，1989年是社会主义中国成立的第四十年，同时它又是五四运动的七十年。这两个纪念日，可能正好象征着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岁月，是令人失望的。在五十年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像物理定律那样被人们接受。然而，看看今天的“新”中国，只能感到那时的虔诚被玩弄了，那时的热情被欺骗了。
诚然，四十年的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测量一个社会成功与失败的最基本的参考系是：它与世界上的发达社会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四十年，不但毛泽东时代是不成功的，就是改革以来的十年，也还没有足够的根据去唱颂歌。
四十年的不成功，不能委罪于，至少不能主要委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原来与中国具有相同起点、并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已走进、或正在走进发达的行列。
四十年的不成功，也不能单纯地归咎于中国的人口太多。事实上，人口过多本身就是几十年来的政绩之一。其次，谁都知道，阻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连年不断的大尺度的阶级斗争、大范围的政治迫害。难道，凡是一个人口多的社会就必定会发生那样的斗争和迫害吗？这显然是缺乏逻辑的论断。
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对主义的信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时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又重新流行，又重新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
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上开始的。应当肯定，改革十年来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相比，的确有不少变化，特别，开始重视经济，放弃输出革命的对外政策等等，都是进步。但是，从十年前镇压西单民主墙开始，就令人预感到，当局可能并不准备在政治体制方面做多少改革。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譬如，改革以来虽然也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是错误的。但同时又提出了四项基本政治原则。就内容而言，四项基本政治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正是三十年里指导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则。
又如，中国宪法上也包含有言论自由等人权条款，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完全接受联合国人权宣言。事实上，就连学术自由这种与政治关系很少的基本人权，也还常常受到侵犯。直到最近，大学里还发生一些自然科学演讲由于政治干预而被禁的事。
再之，中国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原则的摧残，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四十年前相比较，并无多大变化。今天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一样，它比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于专制的政体。所以，摧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还有，近几年，当局经常宣传要安定团结，特别是当社会中的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内战，却并没有用这个原则去处理。至今，至少在原则上仍然没有接受“放弃使用武力”，以求结束已历时四十二年的内战状态。
围绕着上述种种问题，社会里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1986年的学生游行把冲突公开化了。由于学生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的民主和自由。这就逼使当局在处治学生游行的影响时，采用了以下的两种理论：
一、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会接受民主政体。老百姓对民主没有兴趣，给了民主也不会用，没有民主的承受力等等。
二、经济发达并不一定要民主政体。专制政体可能对发展经济更有效，适合与中国的正是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自由。
采用这些说法回应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首先等价于公开承认现行的是专制政体，公开承认所谓“社会主义是人类最民主的社会”不过是一种欺骗。至此，马克思主义怎么还能维持它在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呢？
至于上述的第一种说法，可以简称为“民主守恒律”，即一个社会的民主含量是不变的，如果原来没有民主，它就不可能变得民主。显然，谁也没有证明过这种守恒律，因为它的反例太多了。这种说法拯救不了中国的专制，只能令人一笑。
第二种说法，确实好像有些事实根据，似乎有些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是取得了成功。然而，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列举例证，而是应当回答，维持中国目前的专制政体不改，它是不是就能走上自由经济的路？1988年的事态，进一步证明，答案多半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其他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不同，它似乎很难完全接受自由经济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专制政体，是与所谓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正统意识形态，原则上不与自由经济所必需的产权私有制相容。尽管1988年的强烈通货膨胀已经证明，只进行价格体制改革，不进行产权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当局所采取的对策反而是“利用政治优势”，就是又退到毛时代的“政治挂帅”的老路上去。
其次，中国的专制政体已经一再被证明是缺乏效能的。只要看一下共产党本身的腐败就够了。经过十年的整顿党风，其结果却是“不正之风”年年高，原来还只是党员领导以“不正”的手段多占住房，如今已是大规模的“官倒”了。至少没有理由再令人相信，这样的专制政体会有能力治理它自身滋长的腐败。至少就这一点说，也需要更有效的舆论监督，更独立的司法系统，即需要更多的民主。
中国的希望正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当局的盲目希望，开始意识到只有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监督立场，才是推促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最近，广州一家报纸的副主编明确地说，他办报的目的，不是当共产党的喉舌，而是要成为广州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喉舌。前不久，当局曾严厉地追查有关“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有户头”的消息。籍以压制广泛流传的对领导人的议论。然而，其结果反而是使得以下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公民有权评论领导人，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高级公职人员，也无权不受公民的监督。“不能犯上”的老观念，正在瓦解，民主的意识正在扩散。
随着民主意识的扩散，必定会形成对当局有越来越强的制衡力的集团。事实上，一些雏形已经出现。目前，各种行业各种社会阶层中的非官方活动，如联谊会、讨论会、俱乐部等等，都开始在起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集团的作用。民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已经对当局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的目的就是用非暴力的方法促进当局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改革。目前，议论得多的改革课题有以下几点：
一，保障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释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
二，实行自由经济体制，逐步实施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
三，发展教育。放弃愚民政策，推行与中国经济水平相称的、必要而且可能的基础教育。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多元化。
四，监督公职人员。利用公开化、透明化的方法铲除腐败。
五，结束内战状态，实现海峡和平。海峡两岸宣布互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从相互敌对变成相互和平竞争。
六，实行法治，修改宪法。取消一切以阶级斗争为原则以实行专制的内容，制定一部实现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中国的宪法。
中国的民主已走过很长的艰难的路，看来还将走相当长的艰难的路，也许要十年，也许要一代人，或更长。但是，无论如何，民主的趋势在中国已经形成，很难再完全逆转了。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恩赐的。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这也一定是今后几十年中的历史。正因此，我在被许多失望所困扰的今天，对未来仍然抱定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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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21日 星期三
牟传珩:薄熙来落马的深度透视——最该反思的是中南海主脑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3月21日 转载)
近日，薄熙来因重庆“打黑”干将王立军“闯入美馆”被免职，成为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的爆炸性事件。眼下，中国“两会”刚刚闭幕，中共“十八大”权力大洗牌在即，令中外舆论悬念叠起。加之，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高调誓言“政改”，并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向重庆现任领导亮剑，给足了人们猜测中共高层争斗的动力与想象空间，以至于被媒体舆论普遍称之为“重庆事件是引爆中共政权分裂的前奏”。
(博讯 boxun.com)
当下，不少社会看法认为，中共政治风向标开始纠左转向，甚至不乏舆论认为政治改革窗口有望打开。日前，台湾联合报就发表了作者李春《坚决去薄熙来 胡温确立反左路线》文章。该文写道：“胡温习领导阶层已经达成共识，在中共十八大前后，要采取一些改革的重要步骤，这不只是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动作。”文章结尾说：“中共过往的改革无论经改政改，都要先行翦除反改革的势力，当然主要是左的势力。因而这次一旦下决心改革，势必要拿左的势力开刀。” 也有评论人士认为，薄熙来事件表明目前右派力量战胜了左派力量。
左倾思潮的中南海背景
在本文看来，上述舆论缺乏对当下中国基本政治生态的了解，还没有认清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已经从上台初始提出“以人为本”，脚踏中道，左右调和，开始明显向左的政治形势。
这些年来，不仅重庆，中央及各地媒体电视台的影视文化作品中，也都有大量歌颂毛泽东思想与红色暴力倾向。2009年，在中共建制60 年庆典游行中，曾出现了一个抬着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标准像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充分力证了左的思潮，一直是得到中南海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支持的。
正是在这种向左政治生态中，才会为重庆的毛左势力兴风作浪提供肥沃的土壤与红色的舞台。太子党左派势力代表薄熙来，也正是在胡党中央支撑的向左政治空间中，有效地利用红色政治资源和民粹主义，为抬升其权力地位标新立异。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是与中南海这些年来封杀反思文革、反右等敏感话题，大搞“红色记忆”和“核心价值观”灌输一脉相承，扯筋连骨的。这才导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整肃律师，掀起一股波及全国的倒退逆流不能被有效叫停的原因。
去年 4月23日，总理温家宝就曾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香港特区原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时强调：内地的改革所遇到困难，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但中南海当政者却面对党内外要求民主变革呼声的压力，宣示坚持“两个绝不”与“五个不搞”的主流保守意识，不断发出反普世价值的政治信息，明确与温家宝所代表的党内偏右声音拉开距离，开始将邓小平92年发出“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南巡讲话，偷换为“警惕左，但主要是防右”。在这种背景下，温家宝尽管多次提及邓“不改革死路一条”名言，但也从不触及“主要是防左”的邓小平遗嘱。
曾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今年全国“两会”，更强调要“理直气壮地”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语气较以往更为强硬、僵化。由此可见，中国社会走向普世价值改革的真正的阻力，正在于中南海所坚持的红色意识形态，以及由这种意识形态滋养出的拒绝分权与制约的权贵利益集团。
李源潮重庆讲话不同调
至今为止，中共对社会高度关注的薄熙来究竟是什么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或者介绍，内幕一直被封在黑箱里。不管海外舆论如何炒作，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对薄熙来被解职一事一直保持低调。这一事实表明，中共内部始终是以保持政治稳定为其共同捍卫的最高利益与原则的。尽管温家宝已明确表达了，“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的意见，但代表党中央前去重庆发表讲话的中组部长李源潮，却依然肯定了现任领导班子的工作成绩。这与温家宝的否定性表态并不同调。李源潮更为强调的是“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的维稳方针。而接掌重庆大权的张德江，则只是重复胡锦涛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老套路，丝毫也不提及温家宝刻意要求重庆“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问题。日前，解放军报又特别刊发：“党和国家有大事 敌对势力总兴风作浪”文章，声称“社会上噪音杂音明显增多”；强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部队思想文化阵地，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
由此可见，即使重庆左祸重创了中共“十八大”前要求的政治稳定，酿成如此灾难性的后果，中南海也没有任何领导人像当年邓小平那样明确强调防左、反左。日前，重庆“红歌角”突然被禁止活动与北京景山唱红公园加强戒备，都是旨在防范挺薄搞事的维稳举措而已。
最该反思的是中南海主脑
中共深知文革绝对不能翻案，但却从不放宽对反思中国左倾思潮的讨论。这些年来，中南海对崇毛向左势力一再纵容，但对自由化倾向始终严厉遏制，露头就打，致使毛左不仅在重庆，而且在全中国泛滥成灾。其实 温家宝提出“汲取文革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是间接在主张非毛反左，启动摆脱文革遗毒的政治大反思。因为，只有这样的反思能在党内形成主流，并反思到位，才可能会引发更深层次的政治改革要求。因此在温家宝的意识里，反对“两股势力”，发起否定文革的反思，就是期望为政治改革破局。而反过看，如今的中共主流意识根本不想发起真正的政治改革，因此也就必然拒绝再触碰文革这个禁忌问题。
今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文章，在国内引发巨大反响。文章说，“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2月24日，《人民日报》子报《环球时报》刊登题为《对改革的共识是什么，争议是什么》的社评。文章说，“必须改革”的判断“来源于过去30多年来改革带来的好处，也来自其它一些国家拒绝改革或改晚了导致‘革命’甚至国家解体的教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更进一步指出，未来5至10年恐怕是执政党“改革的最后一次机会”，它的潜台词就是再不大胆进行政治改革，执政党必死无疑。这些声音正是借助于当下中南海高层权力斗争撕裂的空间发出的，对胡锦涛时代政改懈怠，明显左转表达不满。
因此，温家宝要求重庆“反思”的同时，也间接指向了中南海的主脑意识——至少胡锦涛的大脑里缺位的正是“防左”意识。
“左势力”不会退出权力中心
薄熙来因王立军“闯入美馆”被免职，并不标志着“左势力”就此会退出中国权力中心或社会舞台。红色文化在中国社会仍有以“阶级斗争”挑动和制造贫富对立的极大欺骗性。“毛左”在中国更有相当的历史渊源、权力基因与社会基础，还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盘根错节。“左势力”与红色意识形态是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中共坚持以红色意识形态统治中国，“左势力”就很难遏制。薄熙来只是个果而不是因，一个果子被摘除，并不意味着整株果树的根系就会枯竭。否则温家宝也不会在答记者时一再做出“九死无悔”“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悲情宣誓，甚至担心文革重演。
其实，温家宝从高调批评重庆现任领导起，就已经捅了中国红色权贵利益集团的马蜂窝，因而温家宝注定要陷入左派势力群起操弓引箭的险局之中。薄熙来最终的结局如何，不仅取决于王立军究竟爆出了什么猛料，更取决于中南海不同势力之间的相互斗争与平衡。当下，胡温尽管在对敢于挑战中央权威的薄熙来削权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但在是否进行防左“反思”，以及中国未来政改走向问题上，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本文的结论是，胡锦涛主导的中南海，一定会按既定的路线走下去，只能“击鼓传炸弹”给下一代，不会因处理薄熙来而明确非毛否红立场。至于后胡锦涛时代，习近平能否有勇气、有能力扛起反左大棋，尚待进一步观察。
——《纵览中国》首发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2012年3月19日 星期一
莫提“胡温新政”，其实“胡是胡，温是温”
莫提“胡温新政”，其实“胡是胡，温是温”
自从2002年有人首倡“胡温新政”以来，反映世人对二人的莫大期许，希望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进展。尽管事实的进展完全出人意料，二人在其任期内并没有完成历史使命，只留下胡的胡为，温的温情，幻灭了“新政”，但遗留下“胡温”的错觉。其实，十年来的中国政治现实进程的理性考察，你就会发现，原本“胡是胡温是温”。
第一，胡温新政是什么？
1、胡温新政使国进民退
2、胡温新政使更加限制言论自由？
3、胡温新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4、胡温新政使毛泽东思想借尸还魂
5、胡温新政是否定普世价值、强化中国特色的过程
第二，胡温新政的特点说明了什么
1、 胡执政理念的强化
2、 温执政理念的边缘化
3、 胡温新政的特点说明毛主义的回归
第三，几个问题的事实证明
1、为什么胡呼求行政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
2、为什么温呼求政治改革，而不是行政改革？
以上两条被人总结为“胡说温话，温说胡话”
3、为什么温总是孤独地呼求政治改革？
4、谁有权力淹没温孤独地呼求政治改革的声音？
5、为什么温比胡更痛恨文革？
第四，为什么薄熙来会唱红打黑而崛起？
1、 薄熙来的个人能力禀赋自认为不逊于习，求搏上位
2、 薄熙来的政治投机是投向胡还是江
3、 薄熙来的政治投机策略为什么是唱红打黑而不是民主自由
第五，为什么薄熙来会倒台？
1、 薄熙来倒台的国际民主化第四波浪潮
2、 薄熙来倒台的国内十八大权力分配的斗争
3、 薄熙来倒台的民间网络民意的推力
第六， 薄熙来的倒台说明了什么
1、 薄熙来倒台反映两条路线的斗争
2、薄熙来命运结局验证胡温分离的判断
如果薄熙来集团彻底破产，那么说明上述判断的错误，胡温或者最初就是合力，或者演化成合力而击败薄熙来集团；否则，如果薄熙来集团仅是异地为官、身名保全，或者死得很惨，那么就是胡温分裂的见证，胡力保薄过关，不能力保时斩草除根销毁彼此联合的证据。
3、无论如何，薄熙来的倒台都是温的胜利，而是胡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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