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浦：一切只为了太子登基

清流浦：一切只为了太子登基

王立军事件犹如一棵钻地弹引发了一波政治地震，这波重庆地震影响已经扩散到了北京，一时引起国内外对中国大陆政治局面前景的种种猜测。由于信息不透明，猜测头绪繁多。基本看法认为，是一场派系斗争，主要指胡的团派与江派（太子党和上海派）为争十八大常委位置发生冲突。但笔者认为，这些猜测基本方向错了。笔者的判断有四点： (博讯 boxun.com)


判断一，江派主导，江胡联手扳倒薄熙来。

大家都知道，薄某是江派大员，说江主导倒薄不合逻辑。为什么笔者如此判断呢？网上有过两次消息，一次是江投票赞成9人常委查扣王立军，另一次是江投票赞成调查薄熙来。笔者认为这不但不是空穴来风，而且，推动这两个议案者就有江派主帅江和曾。江为什么挥泪斩马谡，何况薄是嫡系大将？逻辑上似乎说不通，但仔细想想就会明白了。18大的主要领袖习近平和李克强经过江胡之间艰难的协调已经定局，这个格局江派不想动，胡派也不想动了，面对即将来临的18大新中常委人选，江与胡都只想多争取席位，不打算另起炉灶。然而，事与愿违，候选人中有匹黑马，他就是可以呼风唤雨的薄某。

薄是江的得力大员不假，但他是否能效忠于习，江曾就没有把握了。论政治活动能力，薄在政治局内首屈一指，习比不了他；论关系背景，不管在军界，还是政界、商界、文化界，薄也与习不相上下；论思想独立性和民间影响力，习更无法与薄某相比；何况薄某在重庆独树旗帜，有声有色地唱红了一边天，远非习李二人政绩平平可相及。江曾更最没有把握的是，薄某志向极高，手段无比，岂习能盖住。所以，如果18大常委中有了薄某，习要么就是华国锋第二，要么就是以薄与习为帅，常委二分天下。有没有可能江派干脆就让薄某为帅呢？不可能。一，因为胡派和各方元老不会同意；二来江曾对是否能控制住薄，自己也没有把握；三方面民间和各地主官因为重庆模式已闹的不可开交。所以，在薄某进常委这一点上，江曾比胡都寝食难安。如此，阻挡薄某入常委就成了江胡双方都在盘算的事。

事理虽然明了，但真要做起来却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胡派是不会首先提议的，因为，薄是江派大员；江曾亦很难开口，因为，斩马谡将引起江派内对江曾的看法，等于是自己先倒了军心；再看习，无论以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考虑，习更不会提及此事。那就只有两条路了，一条由薄某本人提出不进中常委，另一条江胡习三方联手剥夺薄某进山之路。笔者认为，在不得不致薄某于死地前，江曾是做了一些其它安排的，但都被薄某明里暗里拒绝了。因为，既使薄某被劝，或者有其它利益承诺，他自己想退出，但他的周围弟兄们、谋士们也不会赞成他退出入主中常委，何况他自己也雄心勃勃，似乎政法委交椅非他莫属。这样就将局势逼到了非对薄某下狠手的道路上来了。

江曾不得不首先向胡温提出了阻挡薄某入常委的动议。不要说，胡派很快就同意了，因为，这对习李挂帅的18大班子稳定有好处。习李二人当然也不会有异议。可悲的是，薄某并不懂得这个局，他还自以为自己是江派大员，后台可靠，9常委中6人都去过重庆，表示支持他。对18大中常委位置他始终表现的信心十足。他更不可能想到，江曾会成为推到他的始作俑者。

在如何挡住薄某入常之路上，胡江之间是达成协议的。也就是说，致薄某于政治废品是江胡共同认可的，但胡派、江派核心之外的人和习李二人就不一定知道这个决定了。为什么要将薄某置于政治死地呢？这是因为，除了将薄某置于死地，没有其它办法可以让他退出18大常委人选。王立军事件刚发生，就有传闻说，王掌握了薄某有另立中央的证据。薄某是否真有推翻习的计划不可知，但这个帽子是会被戴的，不然，江曾如何向本派内要员们解释斩马谡理由。薄不是真正有思想和智慧的人，他的启蒙程度还处于“文革”时期，但是凭他的政治基础、经历、家庭背景、社会活动圈、既得利益、和他对中国大势的了解，他都不可能重搞毛泽东文革。他与“乌有之乡”的关系是哥儿们情节加文革群众运动，拉一帮智力不高的人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他真有点智慧，也就不会逆几亿人反对文革，反对毛的政治、经济体制，要求民主的大潮流背景下，大搞形式上的极左。
不管江曾、胡温一开始准备如何处置薄某，现在事件发展已经到了不拉下脸皮无法结束事态的程度。有些人放风说，薄某会软着落。那只能是周这个层次的薄某同道人放出的愿望。从薄被罢官一刻起，薄的政治命运被江胡枪毙就已经定局了。这样判断依据何在？王立军和黄奇帆这样的脚儿都是很懂顺杆爬要诀的党客。网上数次有透风说，他们都揭发薄某有反对习的计划和动机。他们为什么要把薄某与反习联系起来？笔者认为，他们在受审查时感到了审查人员需要这方面材料。被审查者为保自己而迎合审查者在共产党政治中司空见惯，成千上万冤假错案都是这样出来的。如果审查方没有如此引导，他们何须朝这个方向爬。现在薄某必须倒，并且必须彻底倒，否则事件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废薄保习，一切只为了太子登基。

判断二，清薄还将扩大范围。

其实以上面的推断已经可以知道第二个判断了。清薄的范围将扩大到所有能帮助薄某东山再起的人，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薄东山再起。这主要包括军、政、警和舆论界。比如，掌握警权的周是否属于这样的人？应该是。那么，可以肯定在周退下后，接周班的人，一定不是周的班底。军队、政界中薄某的好朋友都会受到如此待遇。

判断三，习必然还会受到挑战。

倒薄是为了保习。薄倒了，习李中央就能够太平无事吗？薄是政治局内有活动能力，有政治和军界背景的人，但他并不是中国和共产党内能力最强的人。薄某成为第一个被清除的新政治局要员，不是因为薄某能力太强，而是因为习太子太矮。习在现今中国政坛上实在低人太多了。在政绩上，在思想水平上，在个人能力和能量上高于习的人何止一个薄某。习得到这个领袖位置不是通过自己的政绩被共产党员们和共产党干部选上来的，至今人们甚至摆不出他的突出政治实绩，看不到他的理国思路，不知他有哪些令人振奋的思想；他给人们总的印象还算忠厚，少歪门邪道，和气四方，八面玲珑，但党八股风格严重。以他在人们面前展示的水准，不要说比他的两任平庸前辈更低，就是比起华国锋来，他的睿智也还差一节。正是这个矮的特点，使薄某等同辈人看不起他，同时也使江、曾为之担心。可见，薄某的狂妄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习自身没有权威，太矮。
为什么中国国家领袖一多半庸庸碌碌，思想眼光肤浅，整人有手腕，治国无良方？这与毛选择林彪和华国锋，邓小平选来选去选了江李一样，是个老人误国的问题。难道在中国，或者在共产党内就没有比华、江、胡更合适的领袖人选了吗？不对。胡耀邦和赵紫阳被八个元老颠覆说明，在婆婆选媳妇，元老选太子体制下，有作为、有能力、有威信的杰出人材是无法居于领袖位子的。特别当元老本身就是一些庸碌之人时，选接班人必然以“顺从老人”为标准，那些有自己思想的精英一定被元老们踩下去。远的不说，从清末慈禧废立囚禁光绪，到毛泽东老眼昏花选接班人；从蒋介石传位儿子蒋经国，到邓小平二废胡赵，另立江李。老人操纵后世国家领导人的问题，一直是阻碍中国优秀领导人从政的重大政治障碍。这个老选少的所谓“选接班人”体制不改变，中国领袖政治矮人庸人现象就不可能结束。

从“四世同堂”家庭模式退出中国起，老太爷当家的政治模式就注定应该退出中国了。之所以延续到现在，是因为真正的政治平等思想在所谓的中国政治精英层中还未确立，家庭中的尊老与政治上的平等没有分开。从中国政治领袖高素质化和国家前途说，习应该受到挑战，前届领导者选择和决定后届接班人的制度应该废除。这是一个世界大趋势，各国都在选优秀，如果中国领袖素质一直矮人三分，中国领袖何以面对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薄某挑战中常委是一种历史现象，不仅仅是薄某个人性格问题。

判断四，习极有可能是个专制者。

这是一个理论推导结论，目前还不是事实。习本人性情平和，其家庭教育和从政经历中也没有暴力等专制记录（限于已有资料），目前思想上也不像薄某那样不择手段。按常人判断他不会是个专制者，不过，他已经成了主要领袖，不再是普通人，他的选择不可能再由自己的性情控制，他的决定也不可能由他的想法做主，然而，所有的国家暴行，共产党暴行都将记载于他的帐上。所以，预言习极可能是专制者，主要根据是共产党领导层的权贵性质，和这些权贵企图占有国家，并与大部分民众的对立态度。胡和温是有屠夫个性的人吗？如果在法制国家，他们不会成专制者，但现在他们是专制者，学不会专制都不行。上了贼船，非盗亦盗，何况身为首领。

从首领的角度说，作为领袖的那个人极需要权威。领袖权威是使民众和官吏信奉的心理力量，也是领袖们在政治上立身的根本。一般他们的权威可以来自四个方面，首先是自己的政治和思想才华；其二没有正面政治才华，就要有压制反对者的政治手段；其三如果他前两个都没有，就需要依靠某个背景力量来支持自己，如借政治元老的光辉，或者靠国外力量，或者由一些资本势力和军队支撑；其四，所有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要借敌对方的攻击来树一时的威信了。上面已经说了，习本人在个人政绩、政见上都没有建树，尽管已经干了几年中常委，但个人威信依然没有竖立起来。他能够借前辈领导人的光辉来照亮自己吗？可惜，他的前任自己都暗无光泽，那么，他如何能借光建立权威。相信当有人挑战他的时候，他只有使用封建帝王的专制压制手段，否则，只能被挑战者逼下台，做华国锋第二。

当然，习也不是全无选择，如果他忽然显示出戈尔巴乔夫，或者蒋经国的魄力，也可能会令天下人刮目相看。可是，现在人们看不到一点迹象。希望从薄某事件能看出一点习同胡赵的影子。

都什么时代了，那些毛泽东式的新元老还把国家领袖的位子当成自己家族私有资产，想让谁继承就给谁继承；想整谁，玩点小花招，找顶帽子就可以扣到谁头上，以为天下人看不出来。

习太子，戴着这顶老太爷们给予的接班瓜皮帽不觉得难看嘛。输赢自己争口气，靠迂腐的长辈剪除异己，终非登基金銮殿，可以高枕无忧。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1989年2月，方励之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该文英文版在美国的《纽约书评》杂志发表，中文版则在香港报刊上登载，并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报形式在北大张贴。


方励之

1989年，是中国的蛇年，它是不是一条富有诱惑力的蛇，难以预测。可以预测的是，这一年会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更多的审视，对现状的更多的思考。因为，1989年是社会主义中国成立的第四十年，同时它又是五四运动的七十年。这两个纪念日，可能正好象征着中国的失望和希望。

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岁月，是令人失望的。在五十年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像物理定律那样被人们接受。然而，看看今天的“新”中国，只能感到那时的虔诚被玩弄了，那时的热情被欺骗了。

诚然，四十年的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测量一个社会成功与失败的最基本的参考系是：它与世界上的发达社会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四十年，不但毛泽东时代是不成功的，就是改革以来的十年，也还没有足够的根据去唱颂歌。

四十年的不成功，不能委罪于，至少不能主要委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事实上，原来与中国具有相同起点、并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已走进、或正在走进发达的行列。

四十年的不成功，也不能单纯地归咎于中国的人口太多。事实上，人口过多本身就是几十年来的政绩之一。其次，谁都知道，阻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是连年不断的大尺度的阶级斗争、大范围的政治迫害。难道，凡是一个人口多的社会就必定会发生那样的斗争和迫害吗？这显然是缺乏逻辑的论断。

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对主义的信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时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又重新流行，又重新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

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上开始的。应当肯定，改革十年来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相比，的确有不少变化，特别，开始重视经济，放弃输出革命的对外政策等等，都是进步。但是，从十年前镇压西单民主墙开始，就令人预感到，当局可能并不准备在政治体制方面做多少改革。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譬如，改革以来虽然也承认，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是错误的。但同时又提出了四项基本政治原则。就内容而言，四项基本政治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正是三十年里指导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则。

又如，中国宪法上也包含有言论自由等人权条款，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完全接受联合国人权宣言。事实上，就连学术自由这种与政治关系很少的基本人权，也还常常受到侵犯。直到最近，大学里还发生一些自然科学演讲由于政治干预而被禁的事。

再之，中国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原则的摧残，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四十年前相比较，并无多大变化。今天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一样，它比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于专制的政体。所以，摧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还有，近几年，当局经常宣传要安定团结，特别是当社会中的最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内战，却并没有用这个原则去处理。至今，至少在原则上仍然没有接受“放弃使用武力”，以求结束已历时四十二年的内战状态。

围绕着上述种种问题，社会里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1986年的学生游行把冲突公开化了。由于学生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的民主和自由。这就逼使当局在处治学生游行的影响时，采用了以下的两种理论：

一、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会接受民主政体。老百姓对民主没有兴趣，给了民主也不会用，没有民主的承受力等等。

二、经济发达并不一定要民主政体。专制政体可能对发展经济更有效，适合与中国的正是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自由。

采用这些说法回应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首先等价于公开承认现行的是专制政体，公开承认所谓“社会主义是人类最民主的社会”不过是一种欺骗。至此，马克思主义怎么还能维持它在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呢？

至于上述的第一种说法，可以简称为“民主守恒律”，即一个社会的民主含量是不变的，如果原来没有民主，它就不可能变得民主。显然，谁也没有证明过这种守恒律，因为它的反例太多了。这种说法拯救不了中国的专制，只能令人一笑。

第二种说法，确实好像有些事实根据，似乎有些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是取得了成功。然而，相反的例子也是有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列举例证，而是应当回答，维持中国目前的专制政体不改，它是不是就能走上自由经济的路？1988年的事态，进一步证明，答案多半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其他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不同，它似乎很难完全接受自由经济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专制政体，是与所谓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正统意识形态，原则上不与自由经济所必需的产权私有制相容。尽管1988年的强烈通货膨胀已经证明，只进行价格体制改革，不进行产权体制改革，是行不通的。但当局所采取的对策反而是“利用政治优势”，就是又退到毛时代的“政治挂帅”的老路上去。

其次，中国的专制政体已经一再被证明是缺乏效能的。只要看一下共产党本身的腐败就够了。经过十年的整顿党风，其结果却是“不正之风”年年高，原来还只是党员领导以“不正”的手段多占住房，如今已是大规模的“官倒”了。至少没有理由再令人相信，这样的专制政体会有能力治理它自身滋长的腐败。至少就这一点说，也需要更有效的舆论监督，更独立的司法系统，即需要更多的民主。

中国的希望正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当局的盲目希望，开始意识到只有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监督立场，才是推促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最近，广州一家报纸的副主编明确地说，他办报的目的，不是当共产党的喉舌，而是要成为广州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喉舌。前不久，当局曾严厉地追查有关“领导人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有户头”的消息。籍以压制广泛流传的对领导人的议论。然而，其结果反而是使得以下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公民有权评论领导人，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高级公职人员，也无权不受公民的监督。“不能犯上”的老观念，正在瓦解，民主的意识正在扩散。

随着民主意识的扩散，必定会形成对当局有越来越强的制衡力的集团。事实上，一些雏形已经出现。目前，各种行业各种社会阶层中的非官方活动，如联谊会、讨论会、俱乐部等等，都开始在起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集团的作用。民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已经对当局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的目的就是用非暴力的方法促进当局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改革。目前，议论得多的改革课题有以下几点：

一，保障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释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

二，实行自由经济体制，逐步实施包括产权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

三，发展教育。放弃愚民政策，推行与中国经济水平相称的、必要而且可能的基础教育。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多元化。

四，监督公职人员。利用公开化、透明化的方法铲除腐败。

五，结束内战状态，实现海峡和平。海峡两岸宣布互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从相互敌对变成相互和平竞争。

六，实行法治，修改宪法。取消一切以阶级斗争为原则以实行专制的内容，制定一部实现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中国的宪法。

中国的民主已走过很长的艰难的路，看来还将走相当长的艰难的路，也许要十年，也许要一代人，或更长。但是，无论如何，民主的趋势在中国已经形成，很难再完全逆转了。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恩赐的。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这也一定是今后几十年中的历史。正因此，我在被许多失望所困扰的今天，对未来仍然抱定了希望。



http://www.tiananmenduizhi.com/2012/04/blog-post_6706.html